宿迁律师带您了解刑法立法那些事儿 —— 纪念1997年刑法颁布二十周年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刑法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今年恰逢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20周年，借此机会，对我国刑法立法的重大进展、主要特色进行回顾，对于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分享。

1997年刑法是一部有特色、统一而完备的刑法典

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司法实践经验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以下简称79刑法）仅有192个条文，罪名较少，刑罚较为轻缓。

1981年以后，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犯罪现象日趋猖獗，为适应惩罚犯罪的需要，截至1997年3月，我国先后又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并在100余部行政法律中规定有罪刑条款。

这些刑法规范的颁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惩罚犯罪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过多，过于分散，难免有相互矛盾之处，既在司法适用上难度很大，也可能使法制的统一性受到影响。所以，我国在1997年对79刑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

刑法修订的基本思路是：制定有特色、统一和完备的刑法典；保持刑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尽量使新修订的刑法明确、具体。

修订后的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共有452条，在犯罪与刑罚的相关规定上都有重大改动，取得了立法上的重大进展。

（1）重视权利保障。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97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三项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废止了有罪类推制度，并在罪刑关系设置等多个方面体现了保障人权的思想，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2）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体现。挂有死刑的罪名大幅度削减, 尤其是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和其他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减少了很多。

（3）完善惩罚手段，处罚严厉化，有助于实现特别预防。例如，成立累犯的时间条件从刑满释放后的3年增加到5年，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不得假释。

（4）立法更为明确。在总则中，对正当防卫权的行使作出了详尽规定，对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防卫权提供了法律武器；对单位犯罪的概念和处罚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分则中，对一些原来比较笼统、原则、相对含糊的规范尽量予以明确,取消或分解了罪名含义宽泛的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职守罪等“口袋罪”，提高了刑法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5）形成了科学的罪名体系，并配置了轻重适度的法定刑。在刑法分则中，大量增设新罪名，严密法网。刑法分则共分10章，对400余个罪名作了规定，为准确定罪量刑提供了标准，有效拓宽了新的处罚领域，增设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有关的恐怖主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有组织地实施的走私类犯罪、强迫交易等经济犯罪，成倍地扩大处罚范围。转变保护合法权益的观念，刑法从消极的法益保护——有法益受到侵害时，刑罚权才能启动，转变为积极的法益保护；针对某种可能造成危险的行为设置罪刑规范，从重视法益实害转向重视法益的抽象危险，从注重保护个人法益转向重视公共法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增设了大量危险犯。

97刑法立法始终贯彻了科学立法、能动立法、理性立法的理念。在科学立法方面，97刑法特别强调体系结构的完备、罪刑关系设置的合理和操作可能性，堪称科学立法的典范。在能动立法方面，97刑法根据社会情势的变化，及时增设了相当规模的新罪，加大了“犯罪化”的力度，注重处罚的早期化，适度扩大处罚范围。在理性立法方面，97刑法对公众的处罚呼吁进行了最大范围的吸纳和有效过滤，并未将过于抽象和稀薄的利益都纳入保护范围，立法上注重防止重刑化，为减少死刑罪名做出了很多努力。

20年来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97刑法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积极回应司法实践需求、能够有效保障人权的统一刑法典。

九个刑法修正案使97刑法更为完备和合理

刑法典的完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97刑法典当然也有其局限性而需要不断完善，主要是针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罪名较少，对网络犯罪的立法具有滞后性，涉及民生保护的犯罪较少，大量犯罪以实害犯、结果犯为立法原型，危险犯的相应规定较少等。

为使97刑法更为完备、合理，最近20年来，基于社会情况和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立法认识的逐步深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通过了一个单行刑法和九个刑法修正案，刑法立法活动较为活跃。历次刑法修订情况是：

1998年12月通过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增设了新罪。

1999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共9条，主要增加规定有关会计犯罪、期货犯罪。

2001年8月通过刑法修正案（二），仅1条，修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2001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共9条，主要补充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等。

2002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四），共9条，主要增加规定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完善走私罪等。

2005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五），共4条，补充规定有关信用卡犯罪。

2006年6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共21条，主要是修改完善有关重大安全事故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补充枉法仲裁罪等。

2009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共15条，增加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非法传销、利用影响力受贿，以及侵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妨害公民信息安全的相关犯罪。

2011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共50条，主要内容是取消13个罪名的死刑，增加规定坦白制度，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等；分则增加规定危险驾驶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修改完善生产、销售假药罪等。

2015年8月29日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共52条，主要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进一步削减9个罪名的死刑；维护公共安全，加大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完善惩处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制度规定，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维护社会诚信，惩治失信、背信行为，如增加规定组织考试作弊犯罪、虚假诉讼犯罪。 

图片：新华社 朱慧卿

刑法修正案的上述规定及时回应了转型社会所产生的特殊问题，这里主要结合刑法修正案（九）略作分析。

近年来，严重暴力恐怖案件激增，网络犯罪也呈现新的特点，有必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筹考虑刑法与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的衔接配套，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不少与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有关的新罪；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需要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为惩腐肃贪提供法律支持，因此，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规定，并增设一些新罪；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违法行为惩治的法律必须有所衔接，需要将部分轻罪行为犯罪化；当前，个人参与社会生活时缺乏诚信度的现象（尤其是虚假诉讼、使用假证件、考试作弊、通过网络实施诈骗等）愈演愈烈，刑法不能对此坐视不管，基于上述立法理由，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与此相关的大量新罪，主要包括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罪，利用网络实施的或者由网络服务商实施的犯罪，泄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虚假诉讼犯罪，伪造及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作弊的关联犯罪，惩治违法上访、“医闹”的犯罪，传播虚假信息的犯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等。

此外，刑法修正案（九）还修改原有犯罪的构成要素，改变一些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降低定罪标准或成倍地扩大处罚范围。具体包括增设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针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犯罪扩大定罪范围，对妨害法庭秩序等危害司法秩序的犯罪增设了新的行为类型，贿赂犯罪尤其是行贿犯罪的定罪范围得以扩大。

对未来刑法立法的四个展望

（一）坚持积极的刑法立法观。97刑法之后的最近20年，刑法成为广泛地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性工具”，对社会生活实施了必要的、积极的而非过度的干预。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势决定了未来的立法仍然必须具有能动性，增设新罪是很长历史时期内立法上的核心任务。

认为未来应该坚持的积极刑法立法观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犯罪化。对已有的常见犯罪还需要进一步分解、细化。此外，还应考虑增加强制罪、暴行罪、胁迫罪、泄露私人秘密罪、公然猥亵罪、背信罪、侵夺不动产罪、伪造私文书罪等，还可以考虑增设见危不救罪，以防止社会道德沦丧，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刑罚手段多元且灵活。未来要考虑增设必要的刑种，尤其要增设非监禁的主刑；增设剥夺资格、权利的刑罚；将刑罚措施和社区矫正相互衔接；增加保安处分措施，针对行为人未来再犯罪的危险性加以适用，形成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刑事制裁“双轨制”。

（二）要避免刑罚配置的重刑化趋势。在很多国家，立法上的犯罪化和重刑化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国外将犯罪化和重刑化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未必值得我们效仿。理由在于：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原本就较高，实务上一般也都倾向于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较重的刑罚，实践中存在大量“顶格判刑”的不当倾向。如果未来立法在此基础上再“加码”，就会导致重刑主义。其次，经验证明，重刑化的做法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一味重刑化会让国民的法感情迟钝化，且导致犯罪的最终侵害之间没有区分。因此，在当下中国，通过犯罪化“立规矩”远比实行严厉处罚更重要，当务之急是扩大犯罪圈以严密刑事法网，但在处罚上尽可能轻缓、灵活，重刑化不是立法指向，刑法立法的政策思想应当定位于“严而不厉”。

（三）可以考虑制定单独的轻犯罪法。我国刑法将重罪轻罪规定在同一个刑法典中，适用同一套刑罚体系，既会带来刑罚适用上的困惑（可能导致轻罪重判），也在社会管控上捉襟见肘，对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无法提供更多的实体法支撑。建议将3年有期徒刑作为我国区分轻罪和重罪的标准，对轻罪大多可以判处缓刑，而重罪原则上要予以监禁。制定轻犯罪法，要增强刑罚手段的灵活性，尽可能实现轻刑化。与轻犯罪法的制定相配套，要大力推行程序法改革，以快速简易程序轻缓处理大量轻微犯罪，在实务上扩大相对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从而使立法上的严和司法上的宽相互呼应，以增强国民的规范意识，有效预防社会一般人犯罪，同时展示司法的人性关怀，推进特别预防。

（四）在修改刑法总则方面下足功夫。目前的多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都是在修改分则的规定，在未来的立法中，对总则的修改应当一并予以考虑：

（1）拓展刑法典总则的规模。中国刑法总则仅有101条，亟须“扩容”，应当大量增加刑种、保安处分措施、数罪并罚制度、财产没收及返还的相关规定。

（2）补充完善刑法总则中关于罪数的规定；增设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外的其他正当行为（如被害人承诺等）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应设立专章，进一步加大死刑限制与减少的力度等。

（3）为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应当在刑法总则中增加认罪认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将以往的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从而为程序性改革提供实体法上的支撑，使改革于法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