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传统蒙古包性别文化的影响因素
在传统蒙古包性别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游牧生产活动起着基础性作用。不管是“东西对称”的性别特征，还是“互补协作”的性别秩序，都与蒙古族游牧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生产关系在生活领域、居住空间上的特殊体现。例如，在蒙古包的西侧放置马具，这与男性从事养马、牧马、训马、医马等活动密切相关。因为马的驯服为游牧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
有了马，蒙古族才能够管理数量和种类众多的家畜，才能够大范围地游牧和迁徙，所以马与男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札奇斯钦在《蒙古文化与社会》中指出，蒙古族的马、牛、骆驼、山羊等家畜，其排列次序永远不变，好像在它们中间划有阶级一样，马永远排在第一位。女性在游牧生产体系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是养羊、养牛的能手，也承担着制作奶制品、饭菜、缝制衣服、靴子等重要的劳动任务。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记载，蒙古族妇女从事各种劳动，如缝制皮袄、衣服、鞋、马靴，等等，而且在这些劳动中她们非常敏捷和迅速。除此以外，蒙古族的一些传统习俗也在明确、强化、延续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例如，蒙古族新娘在第一次煮奶茶时，婆婆会赠送一柄拴着哈达的勺子。游牧生产对蒙古族传统的性别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性别关系是劳动关系在性别领域的特殊体现。
传统蒙古包的性别文化还受到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在这里，性别秩序、政治秩序、宗教秩序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互相促进性。王公贵族、高层喇嘛的蒙古包不仅体积大，而且有特殊的装饰。他们一般使用八片、十片、十二片、十五片哈纳搭建的大型蒙古包，而平民百姓一般居住在用四片、五片哈纳搭建的小型蒙古包中。而且，王公贵族还使用蓝色的顶饰装饰蒙古包，高层喇嘛使用红色的顶饰装饰蒙古包，而平民百姓则没有顶饰。[8](PP.108～109)在蒙古包内外的空间分割上，政治秩序与性别秩序相互一致，即都有“西尊东卑”的特点。
例如，在同时搭建两个蒙古包时，王公贵族的蒙古包需要位于西侧；而搭建多个蒙古包时，王公贵族的蒙古包需要位于中间。在进入蒙古包(毡子做的门)时，王公贵族、高层喇嘛可以走西侧，而普通百姓只能走东侧。落座时，王公贵族、高层喇嘛可以在蒙古包的正北或西侧盘腿大坐，男主人一般坐在下方，而女性基本上都是蹲坐。在古代宫廷生活中，这种政治秩序、性别秩序已经非常明显。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记载，蒙古拔都汗坐在高高的宝座，旁边有一位王妃陪同；他的兄弟、儿子等人的座位较低，其他人则在他们后面席地而坐，而且宫廷内都分男西女东。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社会中，蒙古族政治权力与男性权利存在一定的相互重叠、互相关联、互相推动的关系。以往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男性，而且传统道德也认为男主人兴盛则家庭兴盛，家庭兴盛则国家兴盛，男性与国家兴衰、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在宗教方面，不管是喇嘛教还是萨满教，宗教工作者几乎都是男性，而且家庭祭祀活动也主要由男性来主持。
在这里，宗教权力和男性权利存在一定的相互重叠、互相关联、互相推动关系。但是，与游牧生产活动相比，宗教、政治因素在蒙古族传统性别文化中都属于较次要的因素。欢迎了解更多关于与的相关信息，欢迎前来了解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