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声乐培训来介绍伟大的行吟诗人——崔健

介绍伟大的行吟诗人——崔健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岛、顾城等诗人用文字引领一代诗风的时候，有一个人披着齐头帘，抱着把吉他，用摇滚点燃了几代人的沉闷岁月。作家王朔形容他是“最伟大的行吟诗人”，而散文家周国平则说：“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独地进行一些坚实的思考。这种严肃的追求，可能因为时代的反差，更显得可贵。”

他就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

1966-1976，十年文革，长期的阶级斗争使人们的思想变得敏感固守，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同时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农业集体化运动，集体主义已深深扎根在人们思想里，公众的自我意识也逐渐淡化，在那个时期，人们唱的歌，几乎都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革命歌曲，人们的生活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谁也不敢说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1986年，文革已结束十年，国人已从文化大革命中缓过气来，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期，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公众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人们的呐喊就像一堆干柴，只等一把火让它燃烧。

于是，崔健出现了。

1986年5月，北京首都体育馆，崔健穿着肥大的藏蓝色中式罩衫，黑色“秋裤”的裤脚一高一低，又厚又密的齐头帘几乎遮住了眼睛，格格不入的着装让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崔健，活像一出荒诞剧。然而，历史往往都是不小心酿成的，一首横空出世的《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沧桑而沙哑的嗓音，就像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引燃了当时整个体育馆，全场爆发出了潮水般的欢呼声，就像一个小烟头，点燃了那个年月在封冻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们。原来，个人的幸福是如此地激动人心，让人无法抗拒。

随后，崔健在内地逐渐走红，在年轻人中刮起了一阵“崔健热”，就连文雅的北大学子，也成了支持崔健的狂热分子，他们还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歌迷们这样评价崔健的演出：“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难坐着听完。”而导演张元则说：“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

没错，那是一种力量，一种思考的力量。崔健读书不多，他的思考不是思辨和富于逻辑的，而是建立在最根本生存状态下的一种社会思考。在《蓝色骨头》中，崔健用通俗的说唱方式道出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思考，他说：

红色 黄色和蓝色
       分别代表人的心 身体和智慧
       如今这三个颜色统统被泥土盖了起来
       就象眼前这个社会的大酱缸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
       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
       只有扭曲一下我自己 抬头看看上面
       原来是少有的一片蓝蓝的天空
       红色已经把鲜血污染了
       真不知血和心到底哪个是热的
       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
       要么我选择孤独   要么我选择堕落
       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

这是一种深邃的思考，社会在他眼中是一个大染缸，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无可避免地沾染不同的颜色，明白自身的无可奈何；这是一种积极的思考，他没有埋怨这个社会，而是说“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尽管身处不如意中，他仍试图引导人们去追求自由，以及现实生活的幸福。

罗曼·罗兰曾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当我们曾满怀希望地投入生活，埋头工作时，难免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自己长期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为什么我已每天奔跑在梦想的路途中，却仍然是一无所获？那时，我们也许会感觉自己被生活所欺骗，因为如今的生活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当我们心中有很多怨言时，不妨想想自己的家人，那些多么可爱而亲切的面容，想想自己的朋友，他们对自己的鼓励无法辜负，甚至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食，我们怎么可以轻言放弃？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抬头看看头顶的天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眼前痛苦的苟且怎能阻挡我追逐诗意和远方？

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崔健是谁”会是一个问题；而对于当年的歌迷来说，“崔健还是崔健吗”才是一个问题。随着时间流逝，当初的歌迷也逐渐老去，从政的从政，经商的经商，没有谁愿意一直愤怒地活下去，因为那太累了，丢失了当初的不羁，变得与柴米油盐酱醋茶妥协共生，游弋在日常生活中。

或许，我们会循规蹈矩一直等到退休，而崔健却会写一辈子自己的歌，因为，他曾说“只要我有笔，谁也拦不住我”，如此执着勇敢的灵魂，愿意在深邃的吉他声里呐喊一辈子，自由自在地度过这一生，像屈原一样在汨罗河边行吟低唱，说着属于自己的《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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