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浙江省长打喷嚏绷断皮带 朱镕基大笑：报应
浙江经济发展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史轨迹的生动缩影。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国有企业基础薄弱，在全国各省份中，国家对浙江的投入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后，浙江凭借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经济，“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
而今天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乡镇企业成功改制，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厥功至伟。
四十年来路，浙江有过怎样的“潮头故事”？今天，侠客岛推荐一篇原浙江省省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柴松岳讲述的口述历史，与诸岛友一起，回首那段难忘的奋斗岁月。
浙江人很了不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而浙江的乡镇企业就是这样从各种渠道寻求发展。
当时浙江煤炭、钢材很短缺，山西粮食很短缺，浙江人就把浙江的大米用火车拉去换山西的煤炭，把舟山的黄鱼和带鱼拉去北方换钢材。步鑫生讲得很形象，他说，国有企业是头“猪”，喂它多少吃多少；大集体企业是只“鸡”，撒一点米，没吃饱它自己还会去找吃的；乡镇企业是只“麻雀”，完全是靠自己去找吃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一些弊端就暴露出来了。原来乡镇企业的产权分为两种：村集体和乡集体，资产分别归村委会和乡政府管理。我们调查研究后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厂长是乡政府、村支部任命的，厂长完全听命于乡政府、村支部；还有其他类型的产权不清等。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副省长。当时有很多群众来信来访，说乡镇企业乡长、镇长当家，实际上厂长是听命于乡长、镇长的。一次我到浙江诸暨一家企业调查，厂长给我看了十几张白条子，比如乡里要某项开支就写张1000元的条子，乡长或者乡党委书记开张条子写“某人是我的亲戚或朋友，他想到你厂里来工作，请你好好安排”等等。这样的条子是必须执行的，不然厂长就难当了。甚至乡、村领导家里的红白喜事都要到乡镇企业去报销。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企业还能办得好吗？企业的专业性很强，有经营问题、销售问题、市场问题、生产技术问题，都是很专业、很复杂的。没有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市场竞争中是难以生存的。
乡镇企业出现了这些情况，不少县级以上领导，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很着急，他们认为乡镇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改革它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政企分开，落实权责是关键。
在当时的形势下，抓紧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乡、村集体企业改革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我们因势利导，以省政府的名义下了个文件，对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作了规定：
第一条是摸清原始资本，弄清楚哪些资产是乡、村集体的，哪些资产是职工集资的，哪些资产是属于信用社的贷款；第二条，借鉴温州、台州地区股份合作制的经验进行改制，股份合作制就是明晰集体资产、职工持股、金融借贷关系，鼓励职工现金持股，鼓励经营者、业务骨干多持股；第三条，信用社的贷款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它和企业的关系是债务关系，不是股权关系；第四条，原有的企业资产要经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第五条，改革方案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并获多数通过。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高兴。结果，省政府文件一下去，两三个月时间，乡、村集体企业一下子全都改制了，真是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都说省政府这个文件好，比较好地解决了政企分开，使企业能依法自主组织生产经营。
从1994年夏省政府下发文件起，到1997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浙江省的乡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1998年年初，老省长沈祖伦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松岳，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农业部统计数据已经出来，1997年浙江乡镇企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已超过老大哥江苏。”我仔细看着报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时候我们两人都有一种丰收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