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雕、亦称“石刻”，是中国古代的石雕、陶雕、木雕、铜雕、泥雕等五大传统雕塑之一，它与其他雕刻一样，有着辉煌的历史。
石雕、亦称“石刻”，是中国古代的石雕、陶雕、木雕、铜雕、泥雕等五大传统雕塑之一，它与其他雕刻一样，有着辉煌的历史。
中国石雕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的石雕艺术日趋成熟，出现许多杰出的石雕艺术品。1950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商朝的虎纹石磬，刻石磬上虎造型优美，刀法纯熟洗练，线条流畅自然。秦汉至唐代是石雕艺术的高峰阶段，从秦汉的纯朴粗犷到精致完美的唐代石雕艺术，诞生了许许多多令人顶礼膜拜的石雕精品。雄壮威武的秦陵兵马桶、精致完美的菩萨立像、高大雄健的昭陵六骏、出神入化的赵州桥浮雕双龙献珠……均闻名世界，被誉为人类历史宝库中的明珠。
石雕作品进入国际艺术品较早，但在很长时间内价格平平。原因是石雕历来被排斥在艺术圣殿之外，雕刻艺术在许多人眼里是“雕虫小技”，根本不能与书法、绘画相比，直到 70 年代中期,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问世，中国古代精湛的雕刻艺术震惊世界，石雕艺术品很快在市场上人格麾升。1993 年 10 月佳士得香港公司举办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推出一件罕见的辽代加彩大理石雕罗汉像，造像面相肃穆，体态须长，筋骨肌理充满质感，可谓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的精品，最后以 3,654 万港元成交，全场为之轰动。
石雕：石雕有圆雕、浮雕、透雕等，取材花岗石、茶园和“黟县青”，多用于牌坊、民宅的基础部位、碑刻等处。竹雕种类很多，如笔筒、竹椅花板、雕花竹筷、竹碗，古寺庙中亦有罗汉竹雕刻的竹联、签筒。竹器上一般雕有兰草、山水、花鸟、人物、诗词、格言等图文。这些竹雕品，不涂金饰彩，经常用手抚摸后，铮亮透红。
石雕艺术无论造型或构图，方法多种多样。论其特点可分为两类：一类书面充盈，紧凑饱满，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富于装饰性。另一类书面简洁大方，疏密相同，构图大势开合，如同收画艺术，且以浅浮雕、线雕为主，擅长用光线映亲筋物。石雕的雕刻方法也比较趋于完美。有些作品正是由于深雕浅刻过度，结果意趣无穷。因此，虽经数百年风雨剥蚀，至今看上去仍然十分耐人寻味。特别是那些雕筑有三至五层的额枋或栏杆华板，雕刻精丽，层次分明，有着较强的立体感、空间感，概是比较成功地综合运用了各种雕刻方法舆技巧，方使有限的书面能表现出无限的空间，创造出较高的艺术境界。
石雕艺术表现形式，自始至终受到材料特性和实用性的制的，其特点为：“困材施艺，刻法嬗变”。石雕艺术不仅受限于材料性能，而且受到建筑构件功能的约束，加之各种石质性能不同，要求构图、造型、雕刻方法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因材施艺。雕刻技巧必须以服从艺术形式和内容为原则。由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审美要求，从而不断促进石雕技法的发展。石雕技法从平浅单一到复杂多变之后，复为平浅单一，后者并不是前者的重复，而是由当初的古朴稚拙发展为繁褥工整。
狮子雕刻，在徽派砖、木、石雕中算得上是专门的题材。然而石雕狮子舆淡雅的砖雕、华美的木雕狮子相比，却因材料相宜，形像高大、坚实，显得别有气派。它是明清两代徽州民间艺术家们经过大胆想像、夸张、变形了的装饰偶像。头大脸阔，额隆颊丰，箕口肉鼻，从头到项背披着漩涡状的鬣毛，胸饰缨络华绵，脖上挂着铃铛，俯首缩足，给人以亲昵可爱之感。尤其是宅邸大门前所安置的对对石狮，一般一双膝下依偎着幼子，另一双则脚踏绣球，它们既能渲染门第的高贵威敢，又能造成一种喜气临门的气氛。石狮蜃放圆雕。徽派石刻中石狮子，十分注重浮雕技法，以增强栅部装饰效果，蓝注重形髓勤势，而封形脂比例倒不甚苛求.
中国动物形象雕塑作品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多属陶塑、石雕，也有少量牙雕和木雕。在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有陶塑猪、羊头，距今约 7,000 多年。辽宁东沟后洼遗址出土有很多滑石雕成的虎、猪、狗、鸡、鹅、鹰、蝉、鸟、昆虫、鱼等形象，造型单纯而生动。其中一件屈身、阔口、大眼、有角的龙，为已知最早的石雕龙的形象。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出土有陶塑和牙、木雕刻的猪、羊、鱼、鸟、蜥蜴等动物形象，形体不大，已具备圆雕、浮雕、线刻等不同表现形式。其中一件陶猪，高 4.5 厘米，长 6.3 厘米，作低头疾走的动势，体肥、口方，腹部肌肉松弛，将一头老母猪的形态，概括而传神地表现了出来。鱼的身上戳出圆圈或圆窝，以象征鱼鳞。牙雕“双凤朝阳”，长 16.6 厘米，在正中部位，以阴线刻出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缘有跳动的光芒,两侧对称地雕出回首相顾的双鸟，构成相当完整的图案。后洼遗址和河姆渡文化距今都在 6,000 年以前。
陶塑动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更多的陶制动物雕塑作品。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有狗首鸟尾的陶塑器柄。湖北天门出土的湖北龙山文化时期的一群人与动物陶塑，数量众多，除羊、狗、鸡等家畜家禽外，还有大象和乌龟。这些随手捏成的小陶塑，能够表现动物活动中的神态。如狗和鸟的动作变化很多，有的扭首伫立，有的回头仰望，有的低头觅食，有的狗背上还栖着一只鸟。新石器时代，在定居农业的环境中，南北各地普遍饲养着猪、羊、牛、狗、马、鸡等六畜。雕塑作者在狩猎和豢养家畜的活动中,通过长期观察,熟悉各种动物的特征与习性。因而，这些作品虽形体简单，但特点鲜明，动态生动。
一些较大型的动物形陶器，在造型上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陕西华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成年女性墓葬所出的陶鹰鼎，高 36 厘米，作敛翼站立之状，器口开于背上，勾喙有力，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双足与尾稳定地撑拄于地，整个造型充满桀骜猛厉的气势。华县出土的一个陶猫头鹰首器物盖，眼圈与头顶琢出成排的羽毛纹，圆圆的眼睛与勾喙强韧有力的轮廓线，也很好地表现出猛禽的特征。江苏吴江梅埝遗址所出的良渚文化陶水鸟壶,则光滑细长,眼小而机警，尾部为流口，微微上翘，既便于注水，又显示出水鸟翔□于水边涯际的感觉。山东出土的几件兽形器造型也很生动。大汶口所出的兽形□、胶县三里河所出的狗□，都作扬首呼叫的动作，而神态互不相同。前者口大张，小尾翘起，仿佛看到食物，发出急切的叫声；后者头颈伸长，眯起眼睛，尾卷起成为器柄，仿佛是随意发出狺的吠声，其臀部塑出腔门和生殖器，既是实用器物，又力求做得真实、具体。三里河出土的一件猪□,器足已残失,猪体造型圆浑，低头如觅食之状，也很好地表现了猪的形体与习性特征。这些鸟、兽形体的器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具有宗教或礼仪的意义，商、西周时期的青铜鸟兽形礼器在造型上与这些陶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有些陶容器从写实的动物形态脱出，而仍然保留有其生活原型的某些特征。如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青莲岗文化陶□，器口如大张着嘴的鸟头，底部三只鸭嘴形扁足向外撑开，腹部的管状流和鸟尾形扁把手，像是双翼张开扑打着。整个器物的造型像一只肥胖的小鸟在呼叫奔跑着的感觉。又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白陶□，其造型细部变化多端，但都能令人联想到雄鸡报晓的动作。器口的流尖长如鸟喙，有的还在长流的后部加上两个像是眼睛的圆泥钉；有的颈部很长且向后弯仰着；有的将联结器□的袋足加大，有如鸟腹。这些器物的造型生动有趣,能引发欣赏者的联想,具有抽象雕塑的意味。以鸟头为饰的器物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县柳子镇、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等地都有发现，有的形象比较真实、具体，似为器物的把手部分；有的很简单，只塑出一对深陷的大眼窝和尖喙，多是作为器耳或灶上的饰物。
有些陶器上的附加小动物装饰，也很生动。河南陕县庙底沟文化的三片残陶器上的捏塑壁虎，一件为细泥黑陶，壁虎身上的平行斜线纹和长而直的尾巴，都造成一种向前疾行的运动感；另外两片是塑于夹砂红陶器口沿部位，壁虎身上戳出很多小圆点，十分生动地表现出壁虎窜动、向器内窥探的动作。甘肃临夏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双蛙头形红陶篮与蛙形陶罐，双目凸起或阴线刻成圆圈，口部以长长的阴线刻出，夸张而富于生趣。
大型动物泥塑的残迹发现于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之中，有神话动物猪龙和禽鸟。猪龙尚存头、耳、吻及前身、下肢部分，吻部扁圆，上下颚间露出獠牙，下身有蹄爪。禽鸟仅存两爪残块，每趾三节，趾尖锐利，作抓攫之状。
玉石雕刻动物 完整的猪龙形象石雕发现于同地区的积石冢之中，为一种□形玉饰，双耳肥大，圆眼，吻部前凸,有很多道皱折,身体蜷曲，尾端与吻部相接。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河北等地均有发现。有人认为它是由猪神化、衍变而来，是神话传说的龙的形象的早期形式。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和黄谷屯出土的玉龙是猪龙玉饰的进一步发展。三星他拉玉龙高 26 厘米，墨绿色，吻部前突，鼻齐平，眼细长突起，头顶有扁薄的长鬣披于脊背，鬣的尾端宽大并向上扬起，与前伸的头部取得平衡,尾上弯起，身躯呈 C 形，背部正中有圆孔，可以系绳悬挂,通体光洁润泽,轮廓刚劲而优美，是原始社会玉雕中的杰作。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葬发现了 3 组用蚌壳摆塑而成的龙、虎图案，最大的一组，龙长 1.78 米，虎长 1.39 米，皆侧置背向主人。
至可怪异的是龙的形象竟与后世流行的龙的样式十分接近。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有玉和绿松石雕刻的鸟、龟、虎形□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象作品。玉鸟和玉蝉、龟等在江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多有发现。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琮上的兽面纹，为商、西周时代流行的兽面纹的早期样式。其中雕琢最为精工的是江苏武进寺墩所出的一件，为扁方柱体,高 7.2 厘米。浮雕与线刻结合的兽面共 8 组,分做上下两层。下层的 4 组均以四角为中轴作对称的安排，眼为重圈,包着椭圆形的眼睛，鼻为扇形凸面，嘴为横条形，在五官范围和边框上，刻有细密匀称的花纹,最细的线条仅 0.7 丝米。上层的 4组图案为同一兽面纹的简化形式。这些玉器具有宗教的、礼仪的性质。龙的形象和兽面纹浮雕，显示了原始社会艺术与奴隶社会艺术之间的渊源关系。
宋时，我国北方有更多人南下，繁荣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南移，福州成了东南沿海的一大都会。随着 “ 百货随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 ” 的市场发达，也促进了石的开采和雕制。近数十年来，福州地区宋墓大量出土石俑，就是证明。如 1959 年，单从西郊淮安观音亭一座宋墓中，就出土了 40 多件石俑。1966 年又从东郊金鸡山一座宋墓中出土了石俑 100 多件。这些出土的石俑，形制相似，规格统一，可以看出是从雕刻作坊一制作出来的。如文臣俑，多是立像，或着长袍，束高髻；或戴纱冠，拥朝笏。武将俑，则戴盔披甲，握刀执剑，极显威武。民俑则分男女老少，女俑又分 “ 环肥燕瘦 ” ，或舞蹈，或劳作，姿态姣美。尚有神禽、动物等雕刻，写实与想像之作兼有，风格严谨，生动活泼，雕技也比前代提高。联系到《观石录》等关于 “ 宋时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 ” 的著述，可以认定宋朝时福州已有官设的石雕作坊，并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石雕匠人服务于官府，也服务于社会。作品除了石俑之外，尚有各种器皿、会器和小摆件。雕刻的技艺开始走向成熟，比起前朝的石雕丰姿绰约的多了。因此，有部分珍品被选作贡品，进献京华。
应该特别指出的有两点：
第一，在众多的宋代石俑中，常见一种蛇身人首俑，而且有的竟是高 11 厘米、宽 3.1 厘米的 “ 大俑 ” 。从中可见福建古代以蛇为图腾的习俗，到了宋时，仍很盛行。 “ 闽 ” 乃福建的简称，闽字就是门中一条虫，其形象如一条盘踞在地上的眼镜蛇。石雕人面蛇身俑的出土，又证实了石雕的闽文化的地方特色。
第二，1973 年 6 月在黑龙江绥滨县中兴地区，从金代中晚期（1115——1234）墓葬中出土一件土褐色石雕 “ 飞天 ” ，其脸型、服饰与宋壁画相似。它让人猜测，南国的石雕，是否随着宋、金之间的战事和经济、文化的交往，而辗转流传到了北地他乡，若是如此，则石雕又将添加一则趣话。
元、明之交，著名画家王冕首创以花乳石作为印章材料，改变了我国历来以铜玉为印材的传统。因为石 “ 洁净如玉，柔而易攻 ” ，遂成为最佳的印材之一。独特的石钮装饰雕刻艺术，也随着石章的出现而面世。而且由于文人的喜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印信的要求，石章在民间广泛发展，石章雕刻艺术日臻精进，闻名于世的篆刻家和印章雕刻家亦应运而生。
关于元时的石雕情况，今日已不可考。唯明时尚有不多的实物、资料可见。清同治年间修葺闽南 “ 林李少宗祠 ” 时，出土了明李卓吾先生的两枚遗印，一镌白文 “ 李贽 ” （现藏泉州市文管会）。石为灰白色的柳坪石，印宽 3.4 厘米 , 高 7.3 厘米 . 于平台上刻单狮钮 , 侧首蹲坐 , 神态淳朴 , 从中可以窥见明工制钮风格 . 福州民间收藏有一枚明刻 “ 天官赐福 ” 印章，造型简陋，形体粗犷，刀法直线刻划，人物脸部手脚只略加表现。印章边上浅雕山水、花鸟，如民间剪纸画，既不婉转，又无韵味。
至于圆雕情况， 1973 年 1 月上海《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三号卷首插图，曾载一件题为《曙光》（原名《如日之升》）的石雕，评介文字写道： “ 刀法高古，皴法雅洁，布置深邃，石质温润，颇有宋元画意。 ” 并判定此雕为明以前的作品，圆雕作品也有如此特点。 1984 年台湾出版一册《中国文物 · 雕刻》，其中亦推出一件石雕《三山紫微堂》，注明为明时作品，高 5 厘米，宽 8.5 厘米，在自然形的石材上用高浮雕法刻群鹅、山水，技法初见精熟。福州博物馆收藏一方半山芙蓉印章《梅》，系明末的薄意刻品。腊梅从上到下，利用红黄色作巧色安排，运用浅浮雕刀法，上部梅枝刻得尚通透，但不够精细。此是早期的薄意雕刻的典型作品，显得精糙。究其原因，因为元明石章的兴趣，是以篆刻作为主要的施艺点，印钮和印章四周的雕刻是次要的，仅作一点装饰的作用，尚未作为一种独立的雕刻艺术加以表现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国内战争频繁，三四十年代又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经济凋蔽，交通阻塞，百业俱废，民不聊生，福州传统的寿山石工艺也濒临人散技绝的境地。原先十分兴旺的城内总督后古董街店铺相继倒闭，许多石雕艺人被迫改行另谋生路。连 “ 西门派 ” 著名艺人王炎铨、王雷庭也都改行上街刻印，靠微薄的收入糊口。1941 年和 1944 年福州两次沦陷期间，雕刻艺人生活更加悲惨，饿死在街头的事时有发生。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诞生。百业开始复苏，民生渐趋安定，为寿山石雕的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寿山石艺人纷纷复业，重操雕刀，创作艺术品。偏远的寿山村石农也恢复采石、挖老洞、觅新矿，使处于绝境的寿山石雕行业有了转机。50 年代初，东门、西门两派艺人捐弃旧时传承的门户之见，打破个体分散生产的旧模式，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 东门派 ” 的 16 个艺人（人称十六罗汉）率先成立了石刻生产小组。 “ 西门派 ” 的 30 余人，随之成立了图章供销组。后来， “ 东西合流 ” ，成立了合作社，更进而发展为拥有数百人的工艺石雕厂。
这一时期，一些石雕艺人被选送到中央和外省的美术院校深造。现代美术理论和西洋雕塑艺术，对寿山石雕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技艺上的突破性进展。寿山石雕的名声也从国内扩展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至世界各国，石雕艺术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并使世人改变了传统观念，认为寿山石雕不是一般的传统工艺品，而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种象征。国际市场上的寿山石雕作品价值倍增。
寿山石雕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寿山石矿开采规模的扩大。长年不见的材大、色丰的石料被陆续开采了出来。如高山新洞挖掘出来的寿山石，质地温润，色彩多五颜六色，且大者重达二三百公斤，为设计雕制大型山水、花果和人物、动物群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中国大陆经历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非常时期。中国人民蒙受了沉重的政治灾难，文化艺术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寿山石雕艺人和石雕艺术也在动难逃。寿山石雕传统题材作品，几乎全部被划入 “ 封、资、修 ” 范畴，民间喜闻乐见的雕品，也被列为 “ 四旧 ” ，统统在砸烂之列。在暴风疾雨的 “ 文革 ” 初期，一下子砸碎了众多石雕艺人一生心血结晶的数以千计的雕刻艺术作品，一些久负盛名的石雕艺人被加以 “ 反动权威 ” 和 “ 牛鬼蛇神 ” 等莫须有的罪名，关入 “ 牛栏 ” ，不时遭到了批斗。
雕刻作品的生产和创作，必须按当时许可的政治模式进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石雕作品就不足为奇了，如有特定象征意义的作品 —— 高大的工、农、兵形象等。到了 “ 文革 ” 后期，还陆续增加了一些被肯定的革命历史题材，如二万五千里长征等。 1975 年，由郭功森、林寿甚、林发述、林元康、林廷良、施宝霖等六位艺人合作了《长征组雕》七大件。他们曾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上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历时两年多，完成雕制任务。作品由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寿山石雕史上的一件大事。1978 年，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入闽与古田会议 50 周年，由郭功森、刘爱珠等七人，运用圆雕、浮雕、透雕等综合技法，在七块大的高山石上创作了《红色闽西组雕》。雕师们集体设计、精心雕琢，历时经年，创作了此组雄伟秀丽的革命圣地作品，被喻为立体的山水画。这是 “ 文革 ” 特殊时期又一组特殊形式的突破性石雕作品，后为福建省博物馆。
这一时期流行的 “ 样板戏 ” 内容，也被作为寿山石雕的题材。戏中的李玉和、李铁梅、沙奶奶、阿庆嫂、杨子荣等人物形象，一经创制成石雕样品，便予以批量生产。一些雕刻艺人从长期雕制传统人物，突然转向雕制现代人物，技艺上有一定困难，但面对着不可抗拒的硬性政治任务，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因此内心总是如履薄冰那样地担惊受怕，深恐飞祸临头。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唯有这个时期才有，而其他时期所无的优秀革命人物作品。如工艺美术大师林发述擅于雕刻仙佛、罗汉、老翁之类的作品，而他在 1975 年却成功地创作一尊 “ 女民兵 ” 雕像，充分体现了 “ 飒爽英姿五尺枪 ” 、 “ 不受红装爱武装 ” 的豪情壮志。那颇为准确的人体比例和现代服饰衣褶的妥切处理，都说明老艺人经过 “ 逼上梁山 ” 之后，也学得了一手刻划现代人物的技巧。青年艺人阮章霖雕刻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刻划了三个女知青在田头小憩的情景，人物面部尚未脱古换今，动作也略显牵强，人体比例也不尽准确。这种作品出现于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时过境迁，事后再来观赏这件作品，便会使人想起毕加索和凡高的现代印象派的风格来，人们会问 “ 他们的画风不是也在似与不似之间吗？ ” 因此，这件有关知青的作品，也获得石雕界同仁的认可，成为一件有较高艺术价值的特殊环境下出现的历史作品，尤其是因为它 “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而益加珍贵。
1976 年 10 月，打倒 “ 四人帮 ” ，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新生，国家的经济、文化从危机的边缘走上复兴之路。寿山石雕艺术也得以振兴。60 年代后陆续从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为石雕艺术注入新鲜的血液。此时正是他们充分发挥现代美术理论和绘画、雕塑的坚实基本功作用的时候。他们的作品题材新颖，格调清新，充满着时代精神，对传统的石雕艺术有极大的突破。在长期以来以具像为主的寿山石雕艺术殿堂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充满感情的、有理想观念的新石雕艺术。这种新兴的现代石雕艺术，生气勃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石雕现代艺术，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艺术家将现代美术的写实求真、重视意境的深，感情的深邃等原则，运用于雕刻，表现手法多采 “ 工笔 ” ，少用 “ 写意 ” ，追求人物主体面部表情的刻划和物像主体的质感表现，以及人体比例雕刻的准确，甚至连人物的手脚、骨骼、血管、筋络都淋漓尽致地刻划出来，达到了突出主题，给人以直接强烈的心理震撼。
第二是，现代美术追求朦胧感和抽象美的倾向，也影响石雕艺术的创作思维。石的形态、色相、质地都是天然的，在石雕艺术创作中十分强调 “ 存天地之形 ” 、 “ 原宇宙之美 ” 的 “ 原汁原味 ” 。这与现代美学的抽象美是一致的。青年雕刻家林飞创作的《开天辟地》、《米芾拜石》和女雕刻家刘爱珠创作的《有渔乐》、《岁寒赏梅》，都是作者对石材自然美的尊重与酷爱的珍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