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环卫服务分享：垃圾分类全国铺开如何形成合力？

分享：垃圾分类全国铺开如何形成合力？
截至6月1日，北京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已满一个月。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相比去年上海开始垃圾分类时的热热闹闹，北京实行分类的第一个月显得有些安静，但是也取得了厨余垃圾分出量提升、垃圾桶配置率提升、值守人员覆盖率提升等短期成果，考虑到大量基层工作人员投入疫情防控的大背景，可以说这并不容易。

近日，山西省、江苏省苏州市也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列。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逐渐铺开，政府、企业、公民该如何形成合力？在垃圾分类上多做加法的同时，又该如何在垃圾源头上做好“减法”？

如果不是亲自打开上图这些标着门牌号码的绿色小桶，或许很难有人相信，它们居然装着每家每户的厨余垃圾。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一个小区入口，每天9时和16时，分别会有专门的收运员过来，逐一检查住户放在此处的厨余垃圾，认定合格、完成登记后，再由收运员统一倒进大桶中。居民下班，就可以提着干净的空桶，返回家中。

北京市昌平区居民 丁小琴：以前用袋子特别沥沥拉拉的，显得很脏，这个看着就很利落、很干净。家里的厨余垃圾，就不再预备多余的桶了，厨房垃圾就这一个就可以了。

为居民提供这些小桶和清运服务的，是昌平区一家名为“爱分类”的垃圾分类、处理公司。此外，他们还上门，以每公斤0.8元的价格，回收居民分出的可回收垃圾。他们告知，除厨余垃圾、厕所垃圾以及明显不能回收的垃圾外，其它垃圾只要满足干净、无液体、无异味的标准，都可以装入他们提供的“可回收垃圾蓝袋子”中。

62岁的居民史国强说，这样的分类方法，她一下子就记住了。

北京市昌平区居民 史国强：不麻烦，就是两个桶、一个袋。生活方面放一块，其它垃圾放一块，剩下可回收的，放“爱分类”袋里头。

“爱分类”规定，为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每公斤可回收垃圾奖励8毛钱，每公斤厨余垃圾奖励5分钱。这些奖励金，均可以在小区内的多家超市、果蔬店消费。商店老板说，居民通过奖励金消费的金额，每个月平均在1.3万元左右，高峰期时，更一度达到1.8万元。

北京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回收员 沈阳：老年人会觉得挺方便，我们上楼去，给他们拿下来拿走，我一天大概能跑40多个单子，400多公斤，最多的时候1吨多。

“百姓简单分，企业仔细分”，有助于垃圾分类要想推行下去。“百姓简单分”，降低了参与的门槛，维持了参与的热情。而“企业仔细分”，则是依靠专业的精细化分拣，将同类资源集聚，通过与下游厂家的共同合作，完成资源再生利用，形成经济、环保多重效益。

北京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源鸿：因为我们分得越细，原材料产生的价值就越大。举个例子，我们给老百姓是8毛每公斤，比如说800元一吨，通过我们的精细化分解之后，可以卖到1000元一吨，这样每吨就有200元的差价，当回收量变大，收益也会变多，它和政府的财政补贴达到平衡值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政府补贴，形成低成本、可持续、长效机制的垃圾分类。

污染源还是资源 垃圾到底该怎样高效回收利用

关于垃圾分类，有句很有名的话是“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但仔细想想，这话似乎只是听上去很美。一方面，垃圾首先还是垃圾，若不好好对待，只会污染环境。更重要的是，要想让垃圾变资源，要花费经济成本，有时成本甚至远高于它变为资源后的价值。以最常见的塑料垃圾为例，很多城市都把塑料作为可回收垃圾，但在现实中，例如外卖餐盒、快递包装、泡沫等塑料垃圾，因为质地轻、体积大，回收价值低，很多时候只能焚烧或填埋。

这样的问题，有解吗？

被成为“白色污染”的塑料垃圾，到底是污染源，还是可回收的资源？

在北京昌平的一家垃圾分类处理公司，许多公众印象中只是污染物的塑料垃圾，在这里都能回收为资源。

北京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源鸿：像餐盒，包括塑料布、黑餐盒、打包带这些品类，其实在市面上都是没有人去回收再利用的，如果我们把它的量积累到一起，其实是很好的工业原材料，积少成多。

塑料垃圾体积大、重量轻，运输成本高，因此需要进行压缩以降低运输成本。

塑料垃圾在经历过压缩打包后，便开始了它“变废为宝”的全新旅程。而对于大部分塑料垃圾来说，在再次利用时，几乎不可能用作原来的用途，而是会降级使用，用来制作质量等级更低的塑料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塑料垃圾无法进入回收体系，要么只能被焚烧或填埋，要么进入环境造成污染。而在一些实行垃圾分类的地区，情况有所好转。

在北京，塑料被列入可回收垃圾的一大类别，洗净的酸奶杯、泡沫塑料、饮料瓶、塑料油桶等塑料被列为可回收垃圾，会被送往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但也并非所有塑料垃圾都算可回收垃圾，食品袋、保鲜膜等则被列为其它垃圾，仍将采取焚烧或填埋的处理方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因为塑料的种类确实非常多，一般来讲，就是散碎的塑料包装，受到了污染的塑料，包括外卖的餐盒上面沾满了油污的这些都属于其它垃圾。比较完整的干性的，特别是硬质的塑料，就属于可回收垃圾。如果受到了污染，它的可回收价值就大大降低了。

诸如酸奶盒等塑料包装垃圾，必须剪开后冲洗干净并压扁，才算得上一份合格的可回收垃圾，这无疑对居民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当前条件下，我们恐怕还得接受不少塑料垃圾无法回收的现实。而对于这些仍然难以回收的塑料垃圾，与其想方设法地回收利用，不如尝试在源头上减少使用。

“限塑令”升级 企业如何为塑料垃圾减量负起责任

12年前，我国就有了“限塑令”，塑料袋要付费使用，但实施效果远低于预期。

今年年初，升级版的“限塑令”出台，不仅要“限”，更要“禁”，像超薄购物袋、不可降解一次性吸管、餐盒等就被列入了今年退出市场的“黑名单”。

谁生产，谁负责，这些企业能为塑料垃圾减量做些什么呢？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二桥：可降解产品的密度会是比不可降解要大，切好之后，它会沉到下面来。

如果不是小实验，肉眼无法分辨哪个是可降解吸管，实验表明可降解吸管密度更大，会沉入水底。作为国内最大的吸管厂之一，上个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委会调查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和其它几个厂家可降解吸管的产能。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二桥：我们可降解类产品已经占到55%左右，还是以出口为主，国内占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普通的聚丙烯原材料价格在7500元一吨。但是我们可降解的产品，现在市场上面的原材料价格是在35000元到36000元一吨，而且还是处于一种原料供不应求的状态。

1月，发改委联合生态环境部发布“限塑令”升级版《意见》——“禁限令”，明确禁止、限制部分塑料产品，从源头阻断生产，并于4月配套起草《禁塑目录》，13类塑料制品将从今年至2025年间逐步迎来“死线”，最早被禁止使用的塑料之一就是难回收、污染大的一次性吸管，于今年底在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用。

“禁限令”并未止于禁限，提出替代方案即“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可降解虽写在最后，但不少专家觉得，其在行文中比较突出，可是“禁限令”并不具强制性，这正是李二桥的隐忧。后续如若监管不力，大厂禁了，小厂不受监管，商家自然会选择更便宜的不可降解吸管，劣币驱逐良币，阻碍可降解产品推广。而从整个产业链上看，掣肘可降解推广的另一因素是各地在降解上并未准备充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这种产品出来要么就是太贵，要么就是最后它不能同步降解，降解的条件比较苛刻。而且还要跟其它的，比如说跟厨余垃圾这些要同步降解，这个才有意义，它也是一个前后端你怎么样能够去协调匹配的过程。

可降解塑料不降解，导致其与不可降解塑料面临同样焚烧的命运，但两者焚烧对环境影响别无二致，企业承担生产和研发降解塑料的意义便被削弱，通过更为具体的举措推广可降解塑料就显得尤为重要。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认为，理想状态下，生产、销售、流通、消费环节上，每个受益人都要承担一定的回收成本，所谓的源头治理，更强调的是政府、企业、行业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

无论是实行垃圾分类一个月的北京，还是一年多前的上海，现在谈效果恐怕都为时过早。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 35%以上，这距离一些国家高达60%甚至70%的回收利用率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垃圾分类着实是刚刚起步，需要久久为功，切勿夸夸其谈。而在更多的人需要学会精准地“分”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学着精细地“减”，在一定程度上，少产生垃圾，就是最好的垃圾分类。让我们一起加把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