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高等教育拥有的三大鲜明特色
高等教育在中国源远流长，教育史将其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右学”、“馨宗”。汉代的“太学”则常被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校”。中国传统教育在唐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而至宋代产生的书院，则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新型的高等教育组织。纵观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体可以归纳出以下鲜明的特色。
1.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特色与精粹
德育性。“四书五经”中的《大学》一书曾这样定义教育，“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是讲学校培养学生首先要有高尚的德性、健全的人格；要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和最终目标[3]。“人人皆可为尧舜”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前提。
实践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国古人关于治学的科学态度，强调的是教育中实践的重要性。而中国古代的科技教育更是通过严格的“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教育一度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入世性。我国教育历来以“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同时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世济民”，“经世致用”。
抽象性和综合性。以象形汉字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教育，受教育者受到了很好的抽象性、高度的综合性、独特的艺术性的培养。
重视师道。奉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能者为师。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韩愈强调“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重视环境育人。《荀子·劝学》篇指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我国古代教育历来强调不学而成、不教而能的环境与氛围育人。
2.中国传统的问题
过分强调“道”，而轻视“器”。由此而生的“道上器下”、“道先器后”的思想，实际上主宰了其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取向，其导致的极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缔结了所谓“李约瑟难题”，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缺乏西方严密的、逻辑的、实证的科学思维。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偏重于辩证的、抽象的、感性的思维，而西方人特别是欧美人偏重于逻辑的、分析的、数学的思维。然而近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发展，恰恰得益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
缺乏民主性、自由性、创造性、多元性。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帝国的正统思想，其他思想无不受到钳制，从而扼杀了教育的民主性、自由性、创造性、多元性。
从清中期直至近代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中国教育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因“矫枉过正”而部分丧失了自我。
3.全球化境遇下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已成为当代人所面对的重要生存境遇。全球化虽然发端于经济领域，但早已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受“学习的国际化”这一重要的“运动规律”支配[4]，教育如今比任何时候都被置于全球化的境遇之下。要探索新的教育理念，培养高素质的智慧型人才，我们决不能墨守成规、厚此薄彼，决不能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必须用全球一体化的新视野，在认真研究、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精粹的同时，虚心汲取西方现代大学的科学教育思想，走一条融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粹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理念为一炉，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支撑民族复兴、满足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型高等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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