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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的正义孕育了民主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型为民主政体，即便在一些被很多学者划分为非民主的政体里，其领导人也往往宣称自己推行的是民主政治，这是因为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后迎来了全面的胜利。

但是，作为价值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作为实践的胜利。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二战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进程，就能发现不少民主受挫的案例。在《第三波民主化失败了吗？》一文中，政治学家刘瑜做了如下统计，从1974年至2014年间，在进入民主化的92个国家里，有32个国家曾经历过民主崩溃，27个国家经历过暴力冲突——两者之间高度重合。不过，四十年或许太短，还不足以让我们看清局势，更甭提下一个历史论断，但后果的分叉不得不让我们追问，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民主化道路会比另一些国家走得更顺利/不顺利。 

根据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解释，民主是一个阶段性出现的产物，每次出现时，都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面貌示人，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关联，当社会的发展满足一定条件时，民主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民主化进程似乎不符合这一理论描述，因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算是各个社会经自身演化后取得的结果，而是诸多国家的精英群体在“历史潮流”的影响下有意推动的产物。

结合达尔的观点，可以说，那些民主化受挫的国家之所以在民主化道路上受挫，是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具备能支撑起一套民主体制运作的社会基础——在这里，社会基础并不单指具体的经济基础和人群结构，还包括基于道德、法律、情感、历史等要素形成的社会行为模式，有些学者把其概括为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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